“职教出海”：从“走出去”到“扎下根”

近代以降，职业教育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带有“舶来品”的痕迹。彼时，为解救民族于危亡之际，“职业教育”作为“可能的解药”被仁人志士引入中国，并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先贤的推广实践之下，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回顾这样一段“筚路蓝缕”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由于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中国长期以学习者的姿态学习与借鉴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引进来”思维主导下，以“学徒”的姿态向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学习其先进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引进了不少西方职业教育标准、课程、教材等。在职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这种“学徒式”的学习大大推动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学徒”状态，将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自主品牌的建立，也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

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频共振，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规律。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启，中国职业教育也跟随“走出去”企业踏上“职教出海”的旅程。作为职业教育领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举措，“职教出海”已逐渐成长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品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职业教育俨然成为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正在此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开始从简单的“引进来”思维向“走出去”思维转变，即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为契机，向共建国家提供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课程、教材等，进而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并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传播中国职业教育声音。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12年。在这段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谋和平、共促发展，但同样需要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逆全球化趋势等也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难以想象的挑战与压力。此外，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深刻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由此可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职教出海”俨然驶入“深水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重新审视“职教出海”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例如，部分项目缺乏对共建国家实际需求的深入调研，“一厢情愿”地嫁接中国模式，导致课程内容与当地产业需求脱节，出现“水土不服”。也有部分项目习惯于复制已有的成功出海经验，未针对不同国家发展阶段探索出多元分层的模式组合。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需要转变“单向输出”的思维定式，从“授人以鱼”的援助思维向“授人以渔”的在地化发展思维转变。

为应对上述挑战，有必要参考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德国“职教出海”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企业需求为主导、产业出海与职教出海协同推进。德国全球化的中小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推动其“职教出海”的根本动力。德国工商总会等行业协会在海外建立培训中心，与当地学校合作，按照德国“双元制”标准培训学生，并在德资企业安排实习。这种“企业带动职教出海”的模式，确保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德资企业圈内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形成了“企业愿意付费、学生愿意就读”的良性循环。新加坡则采取了政府主导的“轻资产”咨询模式，其工艺教育局和南洋理工学院等机构像专业咨询公司一样，为合作国提供职教体系规划、课程开发、学校管理等高端咨询服务。典型案例是新加坡帮助中国建立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将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模式本土化。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精准性，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上述经验表明，成功的“职教出海”需要明确的市场定位、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灵活的实施策略，尤其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

当然，要想推动“职教出海”行稳致远，系统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类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从过于单一的“走出去”向“扎下根”思维转变，根据共建国家实际情况构建一个从理念引领到质量保障的完整体系。

首先，“扎下根”要求确立“双向赋能”的核心理念，彻底摒弃“单向输出”的思维定式，实现从“我们要教什么”到“对方需要学什么”的转变。这一理念要求真正立足共建国家发展需求，在项目设计初期就要明确当地教育部门、行业企业的真实诉求。具体而言，可组建由中外专家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团队，深入调研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技术需求和文化特点，确保出海项目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深度契合。例如，在开发高铁技术课程时，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环境、运维标准差异，还要深入研究共建国家的铁路发展历史、运营管理模式，并融入本土化的案例和实践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深度适配不能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要注重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本地化转型，使中国职教方案真正“落地生根”。

其次，“扎下根”要求根据共建国家实际情况建立差异化、多层次的推进策略。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的国家，可优先采用“校企合作+技能培训”的“轻资产”模式，快速响应企业用人需求；对于具备一定基础的国家，则可推进“海外分校+标准共建”的“重资产”模式，实现深度合作。这一过程要注重各类模式的优化组合，避免简单复制和“一刀切”做法。与此同时，数智转型也是创新各类出海模式的重要手段。例如，实体办学项目可通过引入智能仿真实训系统，借助AI技术实现个性化技能训练与实时评估反馈；校企合作项目可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实现跨国教学资源的精准推送与学习路径优化；标准建设项目则可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认证体系，通过智能合约确保标准认证过程的透明性与不可篡改性，显著提升中国职教标准的国际公信力。

再次，“扎下根”要求建立“政—行—企—校”四方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建议在重点合作国家建立职业教育合作理事会，由中方使馆、行业协会、出海企业和院校代表共同组成，形成常态化协商机制。在资金保障方面，除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外，应积极探索企业付费、服务收费、社会资本参与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建立“职教出海发展基金”，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模式，增强项目“造血”能力。此外，还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既要关注短期规模，更要评估对当地产业发展、就业促进和民生改善的长期影响。尤其要建立项目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对实施效果不佳的项目及时调整或终止。

最后，“扎下根”要求构建系统化、国际化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一，在标准建设方面，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标准认证经验，建立中外联合认证机制，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与欧洲资历框架等国际体系对接，并在专业课程中嵌入国际通用标准模块，增强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适应性。其二，在过程监控方面，引入全周期管理机制，在出海项目启动阶段设立明确的要求，在实施阶段建立由中方和外方专家共同组成的质量督导团队，定期开展办学质量评估，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对招生稳定性、教学成效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其三，在协同治理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第三方评估”模式，推动成立由中外行业组织、教育机构代表共同参与的质量认证联盟，制定跨国质量认证规范，并通过发布年度质量报告、建立认证退出机制等方式，形成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总而言之，“职教出海”已进入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唯有保持更加清醒务实的战略定力，从“走出去”思维转向“扎下根”思维，才能在波澜起伏的国际环境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使中国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品牌，为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大国外交贡献坚实的职教力量。

作者：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节选自《教育与职业》202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