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教材理论实践和体系构建-2024年职业教育教材研究与实践新进展

2024年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主要集中于四大主题：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与编写；高质量教材的特征及其编写和使用；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和领域教材的开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选用监测体系。

一、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与编写

数字教材是2024年教材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在学理层面分析数字教材作为教材类型的定义和属性。现有的研究可以将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定义分为两类：一是认为数字教材是纸质教材的数字化平行版本，是将纸质教材中承载的知识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并构成一种新形态的教材，并强调数字教材和纸质教材间的互相不可替代性。二是将数字教材泛化理解为一种学习材料的系统集成，数字教材的开发、呈现和使用逻辑与纸质教材不同，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教材开发和使用的功能。这两类观点的本质差异体现在对数字教材作为教材的本质认识，即“数字化的教材”（可能改变了教材的属性和功能）还是“教材的数字化”（本质仍然是教材，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教材的使用效果）。尽管这两种观点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但它们都认为数字教材的核心是知识、技能等学习要素的数字化，且数字教材的开发需要遵循教学和学习的基本规律，体现教材教学性的基本特点。仅为纸质教材配备资源，或者未按照教材开发的规范和逻辑形成的数字资源，均不能称为数字教材。

第二，分析数字教材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域。即为何需要教材的数字化形态。这些研究多借鉴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出版学等学科理论，以知识论、学习论、教学论等理论视角分析数字教材的价值，相关因素包括职业知识属性[8]、职校生学习方式偏好、职业教育教学环境等，尤其是要服务学生的深度学习、教学空间内的多元互动。

第三，数字教材开发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一些研究从主编和出版两个角度，分析如何开发数字教材。立足主编的角度，数字教材开发的核心是立足不同类型的职业知识，分类呈现知识的数字化形式。立足出版的角度，数字教材的开发要注重对数字技术的灵活运用，如职业教育领域大模型、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绘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职业教育内部应该形成数字教材创作、审核、发布（发行）、应用的完整闭环，尤其是要加强对数字教材内容的审核、用户隐私的保护，以及政策层面的支持。

实践层面，数字教材在首批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工作（“101计划”）中逐步推进，一些学校也正在自主探索数字教材的开发路径，部分出版社初步搭建了数字教材开发和使用的平台，实现了多媒体技术对于传统电子教材的技术嵌入，并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和能力图谱生成等新技术。从“101计划”的试点情况看，目前数字教材的主要建设方向是根据对教材知识的分析，形成基于知识颗粒的数字资源，然后根据教材的设计逻辑，将资源嵌入教材内容，并通过数字终端运行、使用。目前的平台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数字化，还将作业、笔记、考试等教学环节加以整合，形成了类似于“资源平台+教学平台”的产品设计逻辑。这一开发逻辑也引申出了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是否互相独立，自成体系；二是究竟哪些知识颗粒需要数字化，不同类型知识的数字化形式和呈现方式是什么；三是多功能集成和平台化运行，是否还体现教材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它对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产生哪些正面和负面效应；四是教材编者对数字教材的构想，往往会受到出版社已有技术平台、出版流程和开发范式的限制，技术壁垒问题和技术安全问题如何突破；五是目前的数字教材尚未形成市场化的开发和运行机制，高成本的开发和高门槛的应用，势必会影响数字教材的推广使用效果。上述问题可概括为亟待处理的五对关系：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关系、数字教材作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数字技术先进性与普及性的关系、数字教材开发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关系、数字教材本质与延伸的关系。

从高效开发、有效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数字教材作为教材的本质属性，尤其是教材的教学属性和政治属性，明确数字教材的意识形态审查方式。现阶段数字教材可定位为纸质教材的平行版本，作为纸质教材配套的增值服务，这既符合当前教材的公益性定位，也能为数字教材的开发提供内容蓝本。二是尽快制定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开发技术标准，规范数字教材的内容审查、呈现形式、功能定位、使用方式等。三是以“101计划”中的若干重点领域课程为抓手，先期推动这些课程率先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数字教材，并配套推出数字教材开发应用专项研究，对数字教材中涉及的知识颗粒分析、数字资源开发技术、可持续开发与更新机制、市场化运行机制等问题开展并行研究，以自上而下的规划开发带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运营。四是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与数字教材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二、高质量教材的特征及其编写和使用

教材建设是“五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激励一线教师编写和使用优秀教材，也是2024年职业教育教材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伴随着首批职业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目录的公布，一些研究者从对入选规划教材的分析入手，试图揭示影响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编写和使用的因素。第一，教材编者尤其是主编，是影响教材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主编的学校和企业实践经历、编写队伍的异质性、技术资质、教学经验的丰富度和同行认可度等的影响较为突出。第二，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的投入和激励机制，也是促进优秀教材生产的因素。第三，知识开发的质量显著影响教材质量，包括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的选择和组织逻辑，均会影响教材的呈现和使用效果。第四，对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分析，以及将分析结果如何应用于教材的内部设计，会影响学生使用教材的效果。第五，教材管理制度也会影响优秀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会影响教材内容专业性水平，而央地两级教材规划功能定位的不同，会影响不同省份对优秀教材的遴选。

对于“什么样的教材是好教材”这一问题，研究和实践角度给出的答案似乎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仅在于“好教材”的“好”本身就很难用统一视角和标准衡量，更在于教材对于一线教学的服务度，以及由教材出版和使用带来的各种收益，会深度影响教师对于教材质量的判断。因此，职业教育教材的“高质量”存在两个维度的理解：一是教材本体的高质量，即教材在内容的选择、组织和呈现上的高质量，它主要受教材编者能力的影响；二是教材使用的高质量，即教材是否充分关注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求，是否真正受到一线教师的欢迎。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和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主要采取两类举措：一是“修炼内功”，通过加强对教材编者和出版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提升教材的本体质量，尤其是教育部通过遴选产教融合优质教材，引导职业院校吸收企业专家加入教材编写团队；二是“巧借外力”，以规划教材制度和教材建设奖励制度为抓手，以同行评议的方式，通过遴选优秀教材和合格教材，为职业院校教师选用高质量教材提供保障。但从实际成效看，职业教育教材编写队伍的异质性仍然不强，不同学科和专业内优秀人才的教材编写参与度不高，职业院校一线教师的教材编写能力不能满足高质量教材的编写需求，甚至一些教材编写的基本规范、基本原理均普遍缺失；现有教材研究力量和成果的不足，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教材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此外，规划教材制度的实施也有亟待改进之处。例如，自下而上的遴选机制仅仅是基于存量的遴选，这些存量是否真正与需求相匹配，是否能满足各个专业教材选用的需求值得商榷和检视；尽管全国20余个省份建立了省级教材规划制度，但央地两级规划的互补性较弱，且易受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规划教材并不一定能在基层和所有领域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二批“十四五”规划教材遴选和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启动在即，对于高质量教材的理论拷问和实践探索持续向纵深推进。结合研究成果和实践问题，未来职业教育高质量教材建设可考虑采取以下两条举措：一是在充分发挥教材规划和奖励制度激励效果的同时，创新教材规划机制，试点探索自上而下的命题式规划，按照设定的标准打造若干优秀样板教材，为一线教师提供不同类型课程教材的参照蓝本，便于教师理解教材开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开展有效的改革和创新。同时细化优秀教材评选标准，加强对优秀教材评选人员的培训指导，着重评价教材知识的选择、组织和呈现质量，并通过各类监测数据、佐证材料等，评价教材对于促进高质量教学和学习的效果。二是在《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办法》对教材编者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引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区域职业教育教材编者库，纳入适合教材编写的职业院校教师、高校学者、行业企业专家等，同时系统规划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研究、出版等系列培训课程，明确职业教育教材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要素、逻辑，并分类分阶段面向不同对象开展专业化培训，提升教材开发、出版和发行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三、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和领域教材的研究与实践

新形态教材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教材研究的热点。一些观点认为，新形态教材具有内容选择的职业情境性、编写体例的工作过程性、知识与技能更新的及时性、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和学习环境的可交互性等特征，其开发要体现立德树人、以生为本、校企“双元”、融通立体的特点，充分贯彻行动逻辑，其名称要突破现有的课程设置模式，与行业技术岗位及等级名称相一致，其内容包括工作环境要求模块、技术知识理论模块、职业品德素养模块、实践技能操作模块、技术创新拓展模块、质量评定提升模块和师生共建共享模块。对于活页式教材，学者们认为应以职业能力为基本单位进行模块化设计，中职、高职和本科在开发活页式教材时，应分别选择程序性定向性任务、蕴含复杂问题的任务、综合性工作任务，并结合专业特性，设计单元载体，通过强化教材的实用性，促进社会成员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有观点强调了活页式教材在形态上的活页，即以活页夹装订，体现单元任务的独立授课与实践应用。校企“双元”协作开发是确保活页式教材开发质量的重要保障。

此外，一些研究还关注特定类型教材的编写策略。例如，专业核心课教材的编写，应重点聚焦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的选择逻辑和表征方式，优化理论知识与实践要素在教材中的不同交替方式。对于职业本科教材而言，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教材作为本体的特征、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是影响职业本科专业课教材开发的三个主要因素，它们通过影响学科理论知识的选择逻辑，以及技术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选择深度，进而影响职业本科教材的内容选择、组织逻辑及其呈现方式。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关于职业教育教材形态的讨论，已经从一开始的对物理形态的研究，深入到对教材知识属性的分析。更多的一线教师明确了教材形态改革的背后是知识选择、组织和呈现方式的改革。受国家在政策层面对新形态教材的倡导，不少一线教师开始尝试将所教授的课程教材改编为新形态教材。然而新形态教材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长期处于脱节状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概念不清，对于什么是新形态教材，尤其是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立体式等概念的理解莫衷一是，研究的视角、出发点等各不相同，导致不同的研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路线，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概念进行解读。实际上，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立体式等概念属于政策或实践概念，正确理解这些概念，需要还原概念背后的真问题。二是职业教育教材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对部分核心概念的统一认知，或者不追求对概念内涵的辨析，从而导致概念混用。例如很多教材尽管使用了“单元—模块”“项目—任务”“任务—能力”等结构，但其中的内容和概念之间并不匹配。三是理论研究尚没有转化成实际教材开发的技术方案，或者转化出的技术方案对不同类型课程的开发指导性不强。公共基础课教材的开发方法长期游离于研究视野之外。四是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脱节。教材开发的依据是课程标准，但由于部分学校课程标准开发质量不高，或者课程开发整体水平低，直接影响教材开发质量。一些教材的编写直接跳过对课程标准的研读，导致教材编写和课程建设间的“断裂”。

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选用监测体系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是否真正进入课堂，在教学和学生群体中发挥何种功能？各地是否建立了常态化的教材意识形态问题监测机制，当前教材意识形态问题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中职统编三科教材问世后，师生如何评价，未来如何改进教材内容、组织和呈现方式？上述问题事关职业教育教材的选用情况，本质属于教材治理。职业教育涉及公共课和专业课两种类型的课程，且中高职专业总数达到1394个，相应课程对应的教材数量数以十万计。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教材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事关职业教育教材事业的良性发展。2024年，教育部教材局启动了中职统编三科教材选用情况的全国调研，启动研制职业教育专业课国家规划教材选用监测方案及配套指标和平台。这两项工作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职业教育教材常态化主动监测工作的启动，旨在通过对专业课教材的本体分析和使用者调查，动态评测专业课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质量，为不同领域专业课教材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机制保障，这体现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基本属性，也标志着职业教育教材从开发到选用再到反馈的闭环机制正式形成。

一些研究剖析了职业教育教材质量管理的内涵。例如，将教材质量管理阐释为需求适应性、合目的性和全面性三个方面，并明确职业教育教材质量管理的五个要素是教材质量方针和目标、教材质量策划、教材质量控制、教材质量保证和教材质量改进。要根据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类型特征，分级分类管理职业教育教材，并通过教材使用的监测，实现教材建设和管理闭环。而就监测工作而言，区域层面应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使用监测平台，组织专家团队基于职业教育特点编制监测评价体系，定期对职业学校教材建设和使用进行信息采集和数据挖掘、分析，强化监测功能，着重监测教材选用率、新版教材选用率、自编教材选用率和国家规划教材、获奖教材、优秀教材选用率，以及所开设课程是否按时选用教材、教材选用程序是否规范等指标，注重将散布于不同部门的，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内部平台或数据库整合起来，并基于“为了改进”的理念，处理好监测结果的反馈与问责。除了中央层面教材监测，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启动对本省规划教材、自编教材的监测工作。例如，上海市在2024年就启动了对市规教材选用情况的调研，并研制了体现本市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特征的监测工具。

未来央地职业教育监测工作的深入推进，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几个问题：一是明确监测不是评价，问责也并不是监测工作的主要诉求。面向一线开展监测工作的目标是了解当前职业教育各级规划教材在开发和选用过程中的真实表现，包括编者的编写行为、一线教师的选用逻辑、教师和学生的选用感受等，并基于大数据的综合分析，摸清教材建设工作的底数，为上级部门优化教材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服务。因此，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要重点把握教材编写主体、学校教材选用主体、教材使用主体等的态度和倾向，以此为依据，完善教材规划、教材奖励的制度设计逻辑，激励一线教师编写和选用规划教材和优秀教材。在监测方式上，除针对部分组织和个人的访谈外，应注重避免直接收集被调查者的隐私信息，确保一线教师和学生对问题的真实反馈。二是监测工作应具有可持续性，要把监测工作作为中央和地方协作开展教材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建设稳定性强、使用便捷的监测平台，定期开展数据收集和线下访谈，定期形成监测报告和决策咨询报告，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完善当前制度建设和政策供给。三是中央监测和地方监测的功能定位要有一定区别。目前中央的职业教育教材监测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国家规划教材，地方层面除了要监测省级规划教材的选用情况外，还可将学校自编教材纳入监测范围。对于省规划教材遴选数量不多的省份，还可考虑将监测工作具体到每本教材，围绕每本教材的具体选用情况收集数据，从而为教材编写、规划和选用工作提供更细致的指导。四是不同监测数据之间要注重相互印证，例如，面向师生的调研、访谈数据，与教材编写质量的文本分析数据之间，应该形成相互补充、验证和说明的效果，从而协助发现问题出现的原因。五是监测工作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既要做好计划性的监测工作安排，又要为一线教师保留随时反馈建议和意见的通道，推动实现监测工作全天候、全方位。

作者：李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成教所，副教授。节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