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的内涵特征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可理解为高职院校能够具备高水平推进产教融合工作并达到预期目标的条件、资质和内在要求。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能力模型可从组织能力、场域能力和动态能力三个方面建构。
(一)组织能力
产教融合的深入进行最终要落实到组织层面，即实现职业院校和企业的组织融合。基于组织本体论分析可知，高职院校和企业在组织性质、组织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和相融的组织文化,在组织管理逻辑上具备互通性。为此，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能力可依赖学校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理性和组织管理逻辑自然形成，即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可界定为高职院校实施产教融合战略所具备的基础性的、内生性的资源和条件，可分为显性和隐性条件。显性条件诸如综合实力、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办学经费等，对产教融合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特别是在校企合作形成的初始阶段，有利于在各主体之间的实力博弈与权衡中呈现优势，吸纳更优质的企业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达成合作。隐性条件包含办学理念、制度设计、治理水平、文化特质等，对产教融合起到内生性保障作用。只有具备开展产教融合的意愿诉求、制度体系和文化基因，高职院校才能够与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党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才能够围绕校企合作战略适应性展开，内外部多元协同的现代高职院校治理格局才能形成。
(二)场域能力
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一种建立在社会高度分工基础上的权力关系，是各类资本竞技角逐的场所。在“场域—惯习—资本”理论框架中，产教融合场域是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分化与共生的结果。高职院校通过发起成立或参与产业学院、产教共同体等组织，试图搭建多元化的包容场域，吸纳多形态社会资本(含知识、技术、人才、文化、资金等)集聚整合与再分配，从而在冲突与化解的螺旋递进中实现对企业的价值诉求、认知结构、经验图式的惯习形塑。场域能力可定义为高职院校建构产教融合场域，推进各参与方资源整合、业务协作和资本增值的能力。一是资源整合能力。高职院校在推动新的产教融合场域形成中试图通过组织架构优化和决策机制创新，如推动产教融合平台实体化运作，健全以理事会为中心、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将政校行企研各方各类资源集聚于产教融合核心业务，以实现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业务协作能力。校企之间的业务合作具有双向性，学校只有具备更强的人才供给服务、技术创新服务、技能培训服务能力，才能吸纳企业更加全面深入参与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课程资源开发、实践教学等业务。三是资本增值能力。要形成深度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必然以多方共赢为宗旨，实现正和博弈。这就会考量高职院校有效利用市场化手段辅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将各方投入转化为实际价值回报，实现知识、人才、技术等广义资本增值的能力。
(三)动态能力
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Teece J认为动态能力的内涵包含动态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而变)和能动性(对内部各项资源和技能的整合和重新配置)两个方面。K Eisenhardt和J Martin在其基础上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利用资源的流程，尤其是获取、整合、重置和释放资源，以应对或者创造市场变革。动态能力的微观样态复杂，其中“变化感知能力”“机会把握能力”和“资源整合、优化与重组能力”的业界认可度最高，只有与环境变化达成“内部适应”和“外部适应”,动态能力才能最终化为竞争优势。由此可见，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动态能力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客体变化的适应性。为了在合作业务上更好地适应外部变化，高职院校内部需在管理模式、评价机制以及组织文化上支撑业务变革。如能够根据产业变化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变化调整实习实训安排。以A高职院校为例，其出台原则意见支持各专业制订个性化的、灵活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数控技术专业可以根据工厂订单情况调整岗位实习计划，国际贸易专业能够将实习安排在各大国际展会期间，物流管理专业能够将实习安排分散穿插在“双十一”期间等。二是主动创造市场变革的能力。EverettRogers将创新的受众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滞后者”五种。除研发型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属于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多数，而紧跟产业变化的高职院校大多属于早期多数和晚期多数，若能够走向早期采用者甚至是创新者，必然能对产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无疑是更高阶的产教融合能力。
二、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的建设进路
加强产教融合能力建设是高职院校适应发展新形势、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广大高职院校不仅要“修炼内功”,提升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更要着力增强场域能力和动态能力，提升在产教融合场域中的“巧实力”。
(一)夯实学校综合实力
1.分类发展、扬长补短，提升显性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广大高职院校在实现综合实力飞跃性提升的同时，也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国双高”“省双高”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吸纳了更优质的生源、师资力量和合作企业，因而也达成了更优质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实现良性循环。而非“双高”学校则面临多方面的要素短板，“逆袭”难度不断增大。为此，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加强分类特色化发展和跨区域协作。“国双高”院校应加强校际协作、东西协作，建设职教类联盟型组织，带动更多中西部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省双高”院校应注重补齐短板，通过明确战略发展中心、夯实校地合作办学，健全资金多元筹措机制，争取专项财政支持等举措，与“国双高”院校差异化特色发展。部分其他高职院校受区位、资金、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补齐所有短板，基于自身禀赋在一两个特色方面有所突破，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一定影响力，方为可取之路。
2.机制突破、文化沁润，提升隐性能力
就隐性能力而言，“双高校”未必全面优于其他高职院校；但东部院校相比中西部院校，往往办学形态更开放、市场敏锐度更高、机制更灵活。高职院校提升隐性能力，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深刻把握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树立服务型办学定位，将办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技能型社会建设、普惠性人力资本增值、公民终身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二是要完善内外部协同的治理体系，构筑政、校、行、企多主体共治格局；增强民主治校，明确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职代会、学代会等组织功能和议事规则，支持二级学院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建设。三是健全以章程为引领的制度体系，形成系统支撑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实习实训制度、科技服务制度、教育评价制度等。四是加强开放办学的文化培育，例如通过“企业家进课堂”“校企劳模对话”等品牌活动，增进开放办学文化的校园沁润，营造全校师生人人了解产业、深入企业、关注就业的良好氛围。
(二)增强产教融合场域能力
1.供需耦合、多方协同，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的实质是以职业院校与企业为核心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与共生。产教融合核心参与主体为学校和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组织能起到重要的调节和支持作用。合作企业的实力、紧密度和稳定性均是学校产教融合能力的体现。当然，不同区位、不同城市的企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异质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拥有更多头部企业，而中小城市则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提升产教融合水平不在于合作企业的综合实力，而在于适切性。既要契合区域企业结构与布局特征，满足企业发展之急需、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之急所，又要立足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师资建设等需求，使双方供需相耦合。此外，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建立密切关联，能够有效借助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红利、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链上下游合作，激发企业投入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深度合作、机制优化，提升业务协作能力
学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组织，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最终要落实到协同育人、协同创新等具体业务上来。业务协作能力关键在于能多大程度整合企业力量和资源。例如就人才共育的岗位实习环节而言，企业为学生提供部分岗位，并安排老员工带教，是相对浅层次的合作。而如校企共同制定岗位实习工作方案，共同安排岗位宣讲和落实学生岗位双向选择，系统性开展岗前培训，为不同岗位学生定制实习任务清单，专业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实施实习教学和管理，共同开展实习考核评价；同时从相关机制上保障实习进程及成效，如校企共建党支部、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补贴、师傅带教业绩纳入绩效考核等，此可谓深度合作。同理，在师资队伍共建中，学校也应该建立相应机制，引导企业师傅从单一担任课程兼职教师，到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研制、教材资源开发、常态化团队教研活动等；同时从专项经费、激励机制、成果转化等方面支持教师投身企业实践，服务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
3.成果导向、转化积累，提升资本增值能力
产教融合能力还体现在产教融合业务向成果转化的能力。最核心的成果必然是人力资本的增值，学生和学校为直接受益方，企业和地方政府则是间接受益方。学校人才培养除了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之外，还应关注其社会能力和发展能力。例如，在思政教育中融入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本地劳模、企业家精神，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在岗位实习中强化德技并修，推行轮岗实践，以实际岗位工作问题导向开展毕业设计，增强其对区域产业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本地人才就业创业环境的认可度，从而有利于提升毕业生本地就业创业率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在知识技术增值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基于创新链的有机分工协作，充分整合与发挥科研院所、本科院校、龙头企业、科技中介机构的科研优势，为企业开展“一站式”技术创新服务。同时，学校要积极培育产教融合品牌，提升专业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促进更多社会资源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倾斜，达成乘数效应。
(三)注重动态能力建设
1.随产而动、因势而变，提升客观适应能力
高职院校要在产教融合场域中形成竞争优势，其内部治理机制需要呈现足够张力以适应外部形势变化。一是对外部变化的感知能力，如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开展人才需求调研分析，常态化召开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专业剖析，及时捕捉行业前沿信息，建立专业在市场上的敏感机制。二是机会的把握能力，有些学校尽管深知其专业设置的滞后性，但囿于决心不够、调整程序繁琐，考虑硬件成本、师资安置等因素，专业调整往往不够及时。这就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从根本上推进治理现代化。此外，要明确校院两级的职能分工，推进治理重心下沉。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简化专项资金使用流程、教科研业务审批流程，给予二级学院、专业以及各项目负责人充分自主权。三是多元评价机制，通过二级学院考核、专业评估、教师考核等机制优化，强化专业办学水平的外部评价，引导教师多元化发展，从而不断提升客观适应能力。
2.激励导向、主动担当，提升主观创造能力
高职院校创新能力的建设需要清晰的创新发展定位、创新制度支撑和创新文化包容。有实力的高职院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应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行业标准制订(修订)、应用技术创新、工艺流程改造、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实现与研究型高校、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等基于创新链的有机协作。院校内部在制度和文化上要给予创新者足够的支持与包容，如科研平台建设与设备投入，教学、育人、科研等工作量之间的平衡与倾向，科研业绩与教学业绩之间的互认与转化，科研成果导向之外的基本待遇保障等，确保其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投入技术创新和企业服务。同时加强科教融汇，将创新意识、创新品质等养成教育融入到师资培训和人才培养中，在校内外协同营造创新发展的良性氛围。
作者：杨晓珍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节选自《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
